万银鼎信胶片里的铁证！南京大屠杀现存唯一动态画面，是他拍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通过这架摄影机镜头拍下的日军暴行影像资料，每天都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万银鼎信，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人约翰·马吉。

　　亲历大屠杀的约翰·马吉，不仅像其他在宁外籍人士一样保护难民、用文字记录日军暴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留下了长达105分钟的影像。

　　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却一度下落不明，甚至被日本污蔑为并不存在的“鬼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影片才在约翰·马吉儿子家的地下室被重新发现，引起轰动。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约翰·马吉。这位国际友人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约翰·马吉拍摄纪录片使用的摄影机和部分胶卷图源央视新闻

　　兵临城下

　　1938年1月19日早晨，美国牧师乔治·费奇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自从南京沦陷，西方人士进出南京变得极为困难，为了这次出城，费奇花费了许多工夫。登上列车后，他却更加紧张了。车厢里，费奇的周围是一群日本士兵，而他的驼毛大衣衬里内却藏着绝不能被日本人发现的8卷胶片。这一趟，他最重要的使命便是将这些胶片安全送出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当我们进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片会发生什么事？”

马吉拍摄的胶片。

　　令费奇紧张不已的胶片，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在日军占领的南京，这些胶片是如何拍摄的？事情还要从胶片的拍摄者约翰·马吉说起。

　　约翰·马吉（John G． Magee），彼时的身份是南京下关挹江门外道胜堂的传教士。据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严海建介绍，1884年10月，马吉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家族自18世纪开始就在匹兹堡创业，在当地的政界和商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家族里曾经出过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一位州议员和一位市长。直到今天，在匹兹堡还可以看到以马吉命名的道路和图书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马吉若想从政或经商，先天优势不言而喻，然而，马吉的选择却是到遥远的中国成为一名传教士。1906年，马吉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作为美国圣公会的牧师，28岁的马吉被派往中国南京。自此，他在南京一干就是28年。

　　初到南京，马吉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中国教师，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当他能够以各种方式和中国人交流时，便在南京下关凤仪里租下三栋楼房作为传教场所，同时还和中国牧师共同创办了一所益智小学。1918年，趁着回美国休假的机会，马吉在家乡匹兹堡市募集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5000美元。利用这笔款项，他在下关置地，建造了五栋楼房和两间平房，作为新的教堂和校舍，取名“道胜堂”。马吉创办的学校，就是今天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而他筹资建造的“道胜堂”，则成为了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

　　严海建告诉北京日报记者，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长期生活、工作在南京的很多西方国家侨民，都以自己能成为南京市民的一员而自豪，他们甚至趣称自己是一伙“南京帮”，马吉以及文章开头出现的费奇，都是“南京帮”的成员。马吉不仅在南京立业，也在南京成家，1921年7月，他与英国女传教士菲丝女士结婚，并先后育有4个儿子。常年生活在这座古典而美丽的城市，马吉对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无异于他的第二故乡。

　　然而，马吉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打破了。1937年9月，马吉拿起一台家用小型摄影机，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空袭下的南京。摄影机，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极其罕见，即便是南京的西方人士，拥有一台摄影机并且能够熟练使用的也是极少数。马吉的摄影机属于教会，因为负责拍摄教会的礼拜活动等仪式，他才能够保存和使用这台摄影机。

　　而此时，在他举起的摄影机镜头中，南京城浓烟四起，建筑成为一片废墟。中国军队抵抗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尚在淞沪一带，但南京已经不再安全。8月15日，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空袭。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记载，1937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南京遭空袭65次，日机共投弹517枚，炸死392人，伤438人，损毁房屋1949间。

　　11月上旬开始，随着淞沪战场的失利，沿沪宁线撤退至南京下关火车站的伤兵骤增。国民政府在下关火车站设立了一个伤兵接应所，但给养和照顾伤员的工作人员都不充足。常年在下关工作生活的马吉，就在此时加入了救护伤兵的队伍。

　　11月7日，南京教会组织“南京基督教战时救济委员会”成立“下关伤兵接待部”，马吉担任负责人，协助国民政府接待、照顾和转移下关的中国伤兵。几天后的11月12日，从扬州撤退到南京的另一名圣公会传教士欧内斯特·福斯特抵达下关，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11月中下旬，战事逼近，政府机关开始撤离南京，大部分西方人也开始向内地或上海租界迁移。火车站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少，拥挤的下关火车站，和整个南京城一样，处境愈发艰难。

　　11月30日，马吉和福斯特收到了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先生的警告：“如果想乘轮船去汉口，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下关，是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内的难民和撤退的伤兵，每天都从这里离开南京，转移至后方。如果马吉和福斯特愿意，他们有无数个机会撤离战争阴云笼罩的南京，但他们却一直坚守着。

　　12月3日，美国大使馆发布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美国人离开南京。马吉和福斯特面临三种选择：第一，自行撤离；第二，乘美舰“帕奈”号撤离；第三，留在城内。他们还是选择了最后一种。事实上，政府人员撤离前，马吉等人还与政府进行了交接，收下了政府提供的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他们早就决定继续照顾伤兵。

　　福斯特在致妻子函中写道：“我们觉得应有尽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中立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

　　马吉的信件甚至根本未曾提到撤离，12月12日晚上，他给妻子写信，只是如常记录下近几天的忙碌：为伤兵寻找药品和食物，组织下关地区的难民疏散到城内安全区，开车寻找需要救助的受伤难民，再将他们送往医院。

　　在信的末尾，马吉写道：“枪声逐渐稀落，我猜想中国士兵的阵地被占领了，或是他们被缴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

　　伤兵医院

　　正如福斯特写给妻子的信中所说，马吉和福斯特留在南京的一个原因，是与其他20多名留守外籍人士合作，共同建立安全区，以便为难民提供一个避难场所。

　　11月22日，由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约翰·拉贝任主席，马吉也是成员之一。委员会规划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设立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26个难民收容所。

　　除了安全区，福斯特提到的“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则与马吉和福斯特早已投身其中的救助伤兵行动有关。为了更有效地救助伤员，马吉打算在南京成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分会。“国际红十字会最早就起源于战争中对伤兵的救助，马吉打算成立分会，主要设想也是如此，希望接管中国军方未能撤走的伤兵医院，照看其中的伤员。”严海建解释说。

　　为此，早在12月6日，马吉就与已经撤退到汉口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系，希望获得合法身份。可惜，由于战争的影响，马吉始终没有等到回信。

　　12月12日，南京城的形势危在旦夕。南京中央医院等安全区外的民用医院、药房全部撤离，只留下空袭后的一片狼藉。这天下午，马吉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那里原本应该有一个军医院，但他只看到了大量伤兵，没有医生和护士。随后，他和福斯特一起去了军政部，那儿的伤兵更多，军队的医护人员却在准备撤退。这一切，让马吉不得不加快了筹备红十字会的步伐。

　　12月13日，几乎就在日军攻入南京城的同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一天，位于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委员会总部里，马吉等人只用了10分钟，就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筹备此事许久的马吉出任主席，福斯特担任秘书。由于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数量有限，红十字会委员与安全区委员有很多重叠的，实际上，他们后来的很多工作也是密切配合的。

　　严海建告诉记者，根据日内瓦公约，伤兵和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尽管如此，为了确保伤兵医院的安全，马吉还是通过安全区委员会与某些日本军官取得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医院不藏匿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

　　马吉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快忙碌起来，他们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传递消息给中国士兵，希望他们解除武装，集中起来接受救助。同时，召集组织医护人员清理医院的垃圾，运走死者。13日晚上，100多名急救员开始在悬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伤兵医院工作起来。12月14日，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致日本司令官的信中，介绍了红十字会的工作，并特别提到红十字会昨天已经解除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三处伤兵医院的所有人员武装，确保这些地方仅用于医疗救治。

　　可是，马吉很快发现，日军根本不允许他们的善举。就在14日当天，马吉带着载满伤员的救护车到外交部，正在设法使能走动的伤员朝台阶上走的时候，一些日本兵来了。马吉这样描述他们：“其中有些像是野兽，我正扶着一名可怜的伤兵，他痛苦地向前迈步，一个日本人把他从我身边拖开，猛地扭他受伤的脖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名伤员的手也捆在一起。”幸运的是，正好有一名会德语的日本军医过来，马吉用不流利的德语说这是伤兵医院，并指给他看伤员们的血衣，军医这才给伤员松了绑。运送另一车伤员时，马吉又遭到了日军的阻挠，以至于在给妻子的信中都难以压抑愤怒：“我们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就像要把我烧掉。”

　　那天，马吉和工作人员共送去了三车伤员，此后，无论他如何抗议，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再也没有被允许进入医院，也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伤员，因为日军强占了早已解除武装的伤兵医院。

　　尽管如此，善良的马吉还是在日记里猜测，他们的努力可能挽救了外交部医院里数百名伤员及医护人员的性命。可是，严海建在研究了相关史料后却认为，这些伤员最终的命运很可能还是被日军屠杀了。他告诉记者，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曾提到这些伤兵，称“他们终究会因食物的匮乏而死亡”。日军第16师团一个伍长林正明也曾写道：“（中国伤兵）在一天天复元，应该怎么样处理这帮家伙呢？……按照国际惯例，是不能杀伤员的。如他们痊愈的话，就让他们到扬子江边，站在我们的枪口前，踏上长眠的旅程。如果他们没有痊愈，就让他们自己去死。”

　　战争是残酷的，每次战争中都不可避免出现伤兵，马吉和他领导的红十字会，初衷便是对伤兵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可是，马吉很快意识到，这次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万银鼎信，超出他所了解的任何一次战争。残暴的日军不仅阻止他们救助伤兵，而且还对无辜的平民举起了屠刀，抢劫、强奸、屠杀每天都在发生，马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保护难民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12月19日，日军进城整整一个星期，马吉给妻子写信，开篇是这样几句话。

　　南京沦陷前，马吉和福斯特从城外的下关搬进了城里。这一周，马吉亲眼目睹日本兵抢劫了所能抢到的任何东西，就连教会的汽车也被抢得只剩一辆，日本人到处放火，城市被烧得一片狼藉。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能听到机枪的声音。但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马吉写道：“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

　　保护妇女免遭日本兵的侮辱，成了马吉和福斯特做得最多的事情。此前，一些撤离南京的外国人委托他们看管好几处房产，包括珞珈路25号的汉森住所、琅琊路17号的斯坦恩住所、舒尔兹·潘亭住所、德士古公司以及位于太平南路的圣公会圣保罗堂等。这些房产，并不在安全区26处难民收容所的名单里，但由于房产属于西方人士，且有马吉和福斯特看管，日本兵多少有些顾忌，其中的不少房子很快成了中国难民的避难所，尤其是汉森住所和斯坦恩住所，住满了寻求庇护和从日军魔爪下逃脱的妇女。

　　原本用来存放物品的房子、饭厅、卫生间，全都住满了惶惶不安、惊恐万分的妇女。12月23日，马吉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他们住处的拥挤：“楼下一间大房间，包括相连的一个封闭凉台，共50多人，包括孩子睡在里面。”即便如此，前来求助的妇女还是源源不断。一天，隔街一个小寺院的和尚也找到马吉，原来，几个日本兵竟然从寺院里带走了两名尼姑，和尚恳求马吉让另外几个尼姑过来躲一躲，马吉照办了。

　　但西方人的房产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日本士兵从未放弃骚扰房子里的女性。有时，马吉只是去隔壁吃饭，就有日本兵趁机溜进房子里。马吉和福斯特不得不分工看守，随时注意收容难民的房子。每天晚上，马吉睡在汉森住所，福斯特睡在斯坦恩住所的地板上。白天，两人轮流外出巡视，马吉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的习惯是整天站在街上，每人负责三处房屋，一旦有日本士兵停留在这些房屋外，我们就立刻冲过去把他们赶走。”

　　需要保护的难民太多，而城里的西方人太少。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受伤平民、遭遇性暴力的妇女。与大量需要医治的难民相比，南京城内的医疗设施却少得可怜，日军强占了伤兵医院后，整个南京城只剩下安全区内的金陵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还对难民开放。由于患者太多，医院甚至不得不拒绝小病和轻伤患者，仅收治重伤病人。即便如此，医院每天的住院病人也都在100例以上，而其中最多的，就是日军屠戮造成的外伤和强奸致伤病人。

　　为了让难民更好地接受急救，马吉和金陵大学医院合作，利用红十字会的基金，在医院内附设了难民医院，主要处理急诊类医疗。每次从日军手里救下受伤的难民，马吉就将其送到难民医院。考虑到很多难民无钱治病，他还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每个月向金陵大学医院三等病房免费治疗的病人提供5000美元的支持。

马吉和难民医院职员及病人的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接受救治的受伤难民，难民医院还庇护了不少以医生、护士身份留下的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在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周纪穆就是如此。他的爱人王静媛曾经回忆，周纪穆原是国民革命军第72军的卫生分队队长，“南京沦陷后，在逃亡过程中躲到了约翰·马吉设在鼓楼的难民医院。当时该院正要组建一个难民区病房，而周医生刚好是个内科医生，就留下来抢救伤员。”

　　其实，日本士兵也常常到医院抓人，但凡看到头上有戴过钢盔的痕迹、手上有老茧或者腰里勒过皮带的，就当场拉走，连医生也不放过。周纪穆之所以能逃过一劫，只是因为他在部队待的时间还比较短。

　　留在医院内尚且如此，进出医院更是不安全的事情。《拉贝日记》中曾写到这样一件事，1938年1月30日，一个16岁的少女，在与母亲一起前往金陵大学医院探视病人的途中，被两个日本士兵强奸了。这种情况下，在日军的枪口下接送病患就诊和出院，成了外籍人士不得不担起的一项新任务。被日军抢得只剩下一辆汽车的马吉，也成了接送病患的人员之一。

　　他频繁地进出金陵大学医院，在这里，他看到了肚子上被刺了四五刀的七岁男孩尸体、全身被刺伤28处的孕妇、被刺伤后又被浇上汽油烧伤的男子、脑壳被砍连脑子都露了出来的伤者……这些惨不忍睹的外伤病患，后来都成了他拍摄影片的主要对象。

　　胶片上的暴行

　　“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

　　这是南京沦陷后约翰·马吉拍摄的第一段影片的解说词。从解说词和镜头的角度不难推测，他是躲在安全区某栋建筑的窗户后面“偷拍”的。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震惊，不到一分钟的画面里，镜头竟然晃动了好几下。

　　马吉不得不选择“偷拍”的方式，因为日军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拍摄和记录他们的暴行。正如他在影片的引言中所写：“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

　　那么，哪里才能拍到日军暴行且不被发现呢？12月22日，他终于发现了合适的拍摄地点——金陵大学医院。

　　这天，马吉在医院见到了19岁的李秀英，已经怀孕的她全身都是日本兵刺的伤口。马吉拍下了她被威尔逊医生救治的画面，黑白默片，没有声音，为了让事实更加清晰，他额外写了一份详细的解说词：

　　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

　　从这一天起，马吉忙着保护难民之余，每隔一段时间就抽空儿到医院进行拍摄。他在影片的引言中清楚地写下了拍摄的目的：“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可惜，他的时间不多，手里的胶卷也有限，因此，只能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拍下极少数被送进医院的人：

　　日本人侵入这座城市时，这个约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站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亲，开枪打死她母亲，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伤口现在已愈合，但留下一只残废的臂膀。

　　这是一个7岁男孩的尸体，他被送入医院3天后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5刀，有1刀刺进了肚子。男孩的母亲最先被日本人杀死，这个男孩跑向了他的父亲，他父亲也被杀死。

　　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地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

　　从1937年9月最早的空袭镜头算起，到1938年4月，马吉一共在南京拍摄了105分钟的影片。其中大部分都拍摄自安全区内，特别是1938年1月之前，大大小小近30个案例，几乎都是在金陵大学医院拍摄的。

　　不过，马吉也拍摄了一些安全区范围外的场景。严海建解释说：“与其他西方人士相比，马吉的汽车使得他的活动范围大了许多，他不是固定地待在安全区的某个地方，他开车去过城外西北方向的下关寻找被抓走的难民，也去过东北方向的栖霞山水泥厂难民营。”正因如此，他的信件和影片里留下了更全面的记录，比如堆积在下关区域的尸体，从栖霞山回城途中被烧的房屋，以及反绑后被日军处决扔进水塘的中国士兵等。

　　在这些安全区外的记录中，最详尽的案例就是8岁女孩夏淑琴的受害经历。带着摄影机到安全区外拍摄，无疑要冒着生命危险，可是，马吉必须把这“最可怕的东西”“最令人作呕的事情”记录下来。

夏淑琴一家遇害的场景。

　　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闯进门东新路口5号（今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的一座房子里。房子里住了哈家、夏家两户人家共13口人，除了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之外，全部被日本兵杀死。房子的主人哈先生刚刚开门就被打死，夏淑琴的父亲夏先生跪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随后，哈太太、哈家4岁和2岁的孩子、夏太太和她76岁的父亲、74岁的母亲，以及夏家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1岁的婴儿，全都被残忍杀害。夏太太和两个大一点的女孩死前分别被强奸。

　　夏淑琴被刺了好几刀昏过去了，等她醒来后，爬进了隔壁4岁妹妹的房间。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在锅里找到的剩饭，躲在旧被子下面活了14天，直到邻居家的老太太发现她们。

　　马吉从邻居老太太和夏淑琴口中得知这个惨案后，立刻和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在老太太的带领下来到惨案现场实地查看，并用摄影机冒险拍摄了劫难后的惨状。通过马吉的镜头，可以看到房间里的尸体已经被挪到院子里的空地上。后来，马吉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作为证人回忆当时的场景：“我到达时，尸体已经被运走了……那里四处还是沾满了血……如果我当时有彩色胶卷的话，就可以看出女孩被强奸的桌子上和另外一个人被杀的地上都有鲜血……”

△约翰·马吉在东京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

　　在影片和解说词中，马吉并没有记下李秀英和夏淑琴的名字，他也不知道，镜头中的李秀英和夏淑琴最终在那场劫难中幸存了下来。半个多世纪后，通过马吉等西方人的回忆史料、当时在医院工作的幸存者口述以及两人身上伤疤位置的比对等，两位幸存老人才惊讶地发现，1937年的自己曾被马吉用影片记录了下来。

　　而拍下这些血腥画面的马吉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重复这些事令人恶心，但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不可泯灭的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

　　缝进大衣的秘密

　　可是，在日军严密封锁的南京，在二战期间腥风血雨的世界，这样秘密拍摄的影片，注定难以为世人所知。

　　1937年底，当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沦陷后的南京城内惨遭屠戮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祥和”“平静”的南京。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广播、电话、信件往来全都被切断，南京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岛。

　　12月16日，南京的最后一位西方新闻记者、美联社的叶兹·麦丹尼尔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离开。12月23日，马吉在信中写道：“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12月31日，乔治·费奇在日记中写道：“至少还要过一个月，我们才能获准离开本市去访问上海，实际上我们是这里的囚徒！”

　　封锁消息，禁止西方人出入南京，日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隐瞒暴行，在虚假宣传中粉饰太平。

　　据严海建介绍，从1937年12月13日到12月31日，《东京朝日新闻》对南京的7次报道，都是对日军攻占南京的美化宣传。其中12月25日《南京在微笑》的专题报道中，有一张图片特写，照片说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内容是一块洒满阳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约翰·马吉牧师的带领下，伴着风琴唱赞美歌。

　　马吉在12月20日的信件中，记载了这幅画面背后真正的事实。12月19日，马吉正在潘亭住所的花园里和孩子们一起参加礼拜，来了两名会讲英语的日本记者。马吉认为这是一个让世界得知真相的机会，就同意他们拍照，并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告诉两名记者发生在南京的可怕事实，包括教会的14个人被抓走，街对面的和尚请求马吉收留尼姑，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等。马吉没有见到那份报纸，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他的讲述最后被呈现为完全颠倒黑白的报道。

　　除了报纸，日本还拍摄了美化侵略的影片。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文化电影部的摄影师白井茂一行抵达南京，开始拍摄纪录片《南京》。《南京》中充斥着中国人挥手欢迎、日本人给中国孩子发糖之类的画面。可是，拍摄者白井茂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却写下了更多的史实：“在通往扬子江边的中山路上，中国人沿着左侧高高的栅栏站成了长长的一排队伍……原来这些都是马上要被枪毙的人……我们看到包括枪杀在内的很多场面……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他还提到入城仪式上挥手欢迎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办法，只是随便挥挥手”。

　　金陵大学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的日记也记录了日本人拍电影的过程：日本人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完全是在“制造”电影，就在他们为这种“善行”拍电影的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所幸，马吉的影片记录了他们试图掩盖的历史真相。但是，真相如果只停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手中，是没有用的。日军的信息封锁让马吉意识到，只有尽快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日军的暴行或许才有可能在世界的谴责声中停下。他必须想办法，找一个可靠的人将影片带出南京。这个危险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乔治·费奇身上。

　　乔治·费奇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1883年出生于中国苏州的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费吴生”。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后，子承父业，以牧师身份返回中国工作。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总干事的他有一项工作是负责安全区食品与药品的筹集，因此，他与上海方面的联络相对较多。1938年1月，经过与日军的长期谈判，乔治·费奇终于获准离开南京。尽管往返过程中屡次受到日军刁难，他还是成功地从上海购买了一船大豆、大米、面粉和其他食品返回南京。

　　因为这次经历，马吉的影片最后交给了乔治·费奇。那时，南京的电报系统逐渐恢复了，乔治·费奇提前与上海的朋友商量好，请对方发来一封电报：“23日前来上海。”凭借这封电报，几经努力，他又一次获准离开。

　　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临行前，他悄悄把马吉的电影胶片缝在了驼毛大衣的衬里内。1月19日，穿着驼毛大衣的乔治·费奇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就这样，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被挤在日本士兵中间的他忐忑不安了一路。庆幸的是，一直到抵达上海，也没有人发现他藏在大衣里的秘密。

　　一到上海，乔治·费奇立即赶到柯达公司。当时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和乔治·费奇一起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依据马吉额外补充的解说词文本，为影片的各个部分配上了英文标题。影片剪辑后由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先生，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最后一份则由费奇后来带回了美国。

　　由于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

　　胶片再现

　　英国女传教士莱斯特小姐勇敢地把影片带到了日本，她天真地以为，如果日本的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影片，可能会对停止暴行有所帮助。她的确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教领袖放映了影片，但她的行为很快遭到禁止，影片从此下落不明。提供给德国外交官罗森的影片，更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知晓。

　　在美国，1938年3月初，从南京辗转抵达加州的费奇，在一次演讲会上放映了马吉的影片，还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4月，费奇又在华盛顿为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此外，他还向相当多的教堂和政府机构说起过这部影片。后来，胶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是世界上最早在媒体公开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实报道。

　　同一年的5月，马吉暂时回到美国休假，带回了更完整的影片，他也在教堂等地放映过这部影片。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后来就曾回忆，他在1938年看过父亲的影片，当时父亲正在休假。可惜，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这部影片实在“太可怕”，常常有人看到那些暴行镜头时昏倒，这也限制了影片的传播。而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够强硬，影片最终并没有在美国引起足够的重视。

　　1939年5月，结束休假的马吉再次回到南京，最终在1940年5月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1946年东京审判期间，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62岁的马吉出庭作证，陈述了他历经的种种日军暴行。他的影片也曾被提及，但不知为何，最终并没有在庭审中播放。第二年，南京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当庭播放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包含了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审判之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马吉的影片似乎都被淡忘了，几乎不曾在任何公开史料或媒体中出现。

　　直到1990年12月，存放于德国柏林波茨坦档案馆的罗森报告被发现。在这份写于1938年2月10日的报告中，人们发现，罗森不仅谈到了马吉的影片，并要求严密地保护这些材料，而且，报告里还包含一份详细而未署名的英文影片镜头目录。罗森甚至特地请求将这部影片放映给希特勒观看，因为“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

　　罗森报告很快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然而，由于影片实物并没有同时发现，日本人拒绝承认这部影片的存在，甚至污蔑其为“鬼片”。

　　正在这时，由美籍华人组成的纽约对日索赔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启事，乔治·费奇的女儿爱迪斯·费奇偶然看到，便和基金会联系，讲述了她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随后，另一个美籍华人团体——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爱迪斯·费奇的帮助下，发现了费奇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以及他编辑的马吉影片。在回忆录中，费奇讲述了他将马吉胶片偷偷带往上海的过程，这让人们开始相信，罗森报告中提到的影片是存在的。

　　时任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的邵子平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马吉的原片。2014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当时寻找马吉原片的过程：“那时日本的媒体也派了记者寻找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所以，可以说当时我们在和他们赛跑。”由于线索并不多，联合会的成员花了很多精力，拜托朋友、熟人，在美国东部、西部的很多城市寻找。谁料，就像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邵子平后来才发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就住在离自己家只有两条马路的地方。

　　1991年8月，在他的推动下，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父亲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16毫米摄影机。胶片已有50多年历史，但质量很好，依然可以播放。就这样，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影像的原始胶片及其拍摄工具被发现，这成了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几乎在邵子平发现马吉胶片的同时，罗森报告中曾被蔑称为“鬼片”的影片拷贝，也在波茨坦档案馆最终被发现。不过，在不同地方发现的几个版本的影片，都不是完整的105分钟，将影片与马吉的解说词一一对比，也可以发现影片并不完整。邵子平在《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一文中写道，费奇的版本只有11分钟，而马吉家发现的胶片通长37分钟，比其他所有版本都长。

　　严海建告诉记者，目前学术界尚未发现马吉影片的其余部分。但是，马吉影片的重新发现，对于历史真相的呈现以及正义的实现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1991年，美籍华人导演王彼得以大卫·马吉提供的影片为基础，制作了纪录片《马吉的证词》，并在美国、日本等地播放。在那场暗无天日的劫难过去50多年后，马吉的胶片终于如他当年所愿，公诸于世，且反响巨大。2002年，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把父亲的胶片和摄影机，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大卫·马吉捐赠摄影机。

　　记录南京的影片最终回到了南京，并成为反击日本右翼的有力证据。1998年，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的书，书中竟然污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中国方面“培育”的“假证人”。李秀英、夏淑琴得知后，分别就此在日本提起诉讼。经过多年的努力，2005年，李秀英起诉日本右翼学者名誉侵权案在东京终审胜诉，被告被判处支付赔偿金150万日元；2009年，夏淑琴诉讼案在日本最高法院取得胜诉，获得赔偿400万日元。两次诉讼中，曾记录下李秀英、夏淑琴当年遭遇的马吉纪录片，都成为最直观的证据。

　　在南京的那场劫难中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真相的约翰·马吉，最终于1953年的美国家中离开人世，享年69岁。那时，他的胶片尚未为世人所知，他在南京浩劫中的传奇经历，同样鲜为人知。临终前的马吉留下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约翰·马吉挂念的第二故乡中国，他的经历和胶片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国际友人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