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资本陈思攸：长大成人就是杀死自己的一部分

大资本

电影《核》© AKANGA FILM ASIA

亚洲人的青春一般是关于忍耐的，电影也这么告诉我们。穿校服，循校规，等待偶然爆发的爱恨消亡——然后成为一名大人。

新加坡导演陈思攸的第一部长片《核》（Amoeba）给了我们一个无需忍耐的例子。陈思攸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在新加坡，长大成人的过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杀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担在社会中的新角色。”但在电影里，16 岁的女孩徐心宇不接受这种死亡。当国家的暴力通过学校渗入学生的生活，她与朋友们组成了“黑帮”，发誓只为彼此而死。

同在儒家文化中长大，观众可能会感到麻木：这些经历，难道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吗？观看这部电影可能带来的享受或刺痛，都在于它推动我们透过另一个国家的华人女孩的身体，去温习那些曾让自己感到不适，但为了顺利长大而慢慢忘记的事情。而女孩们在反叛中获得的快乐，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核》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国首映，并作为“藏龙”单元入围影片获得青年评审荣誉与迷影选择荣誉，饰演徐心宇的演员郑凯心获得費穆荣誉·最佳女演员。在明晚公布结果的金马影展，这部电影还有望给陈思攸带来最佳新导演的奖项。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核》的介绍和与导演陈思攸的访谈。

长大成人就是杀死自己的一部分

采访、撰文：菜市场

青春成长电影的“coming-of-age”指的是长大成人，但在具体的情境里，有时候反而指的是“我不要成为那样的大人”。

过去十几年里，这个电影类型迎来了多样性的爆发，既有《月光男孩》《伯德小姐》等登上奥斯卡舞台，也有《鱼缸》《蜂鸟》等收获影迷欢呼。这些十几岁男孩女孩的故事，在由许多不愿长大的大人们组成的社会里呈现出惊人的穿透性。

这种穿透性也体现在《核》的故事里，但有别于其他电影，《核》的主角们大多时候是轻盈又雀跃的。导演陈思攸从自己的叛逆记忆里，挖出一种有别于主流认知的形象——一个直言不讳的亚洲女孩。

主角徐心宇（Choo）刚进入新加坡一所精英的华人女子中学，就在同学的恶作剧下发表了一番“班长是老师的奴隶”“捍卫午睡的权利”的班长竞选演讲。她的发言在看似顺从的女学生中吸引了三个朋友：拿着一台小摄影机的瓦妮莎（Vanessa）、家里有司机接送的索菲娅（Sofia），以及头发最短的吉娜（Gina）。四个女孩一起享受音乐、去洞穴探险、演校园剧嘲讽代表国家的“鱼尾狮”，最终还决定组成一个女子黑帮。

但在升学考试时，她们又被问到那个关于鱼尾狮的问题。这时应该说出符合国家意志的标准答案，还是在真实中保护自己的心灵不受损害？

四个女孩上演了一出嘲讽鱼尾狮的校园剧 © AKANGA FILM ASIA

有一种偏见，好看的青春成长电影必须是沉重粗粝的。在访谈中，我的好几个问题也反映了这种偏见。而《核》让人感觉如此自由纯真，女孩们不断抗议，不断占领空间，相信鬼都不相信课本说的话，理解黑帮的历史也不愿理解国家的叙事。

有一幕，徐心宇看着镜头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知是假的的东西？”

后疫情的几年里，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是真的。有时候看新闻像是编的，看小狗跳舞发现是人工智能内容。而且，为什么连点击一条看似搞笑的评论，都会跳转去购物软件？

是 16 岁的徐心宇用中文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解电影背后的人的成长经历，了解为什么在电影里，一群人的不服从，两个人不被定义的亲密，一个人震耳欲聋的反问，都可以平视甚至审视这些制造谎言的系统。

陈思攸的声音听起来很快乐。她在新加坡长大，在美国东北部学习电影，曾经在北京的画廊实习，现在住在洛杉矶。拍摄《核》之前，她拍短片，拍广告，也间歇当过好几年调酒师。她没有多少背井离乡的苦恼，在家里，她小睡一觉还会被妈妈念叨，但在新加坡之外，讲述新加坡的故事反而更容易。她说，“远离新加坡的感觉，就像慢慢解开过去所有压抑我的东西。”

导演陈思攸 © DANIELLE KRUDY

一个叛逆的女孩与她长大的国家

单读你在新加坡的青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

陈思攸现在想来，我长大的过程完全是被女性包围着的。我家里是四姐妹，我们与母亲和外婆住在一起，父亲则在我九岁时就去了香港工作。我妈妈出生在中国，她常和我说：“爸爸不在身边，但是爸爸很伟大。”

后来我上了一所女子中学，就像电影里的中学那样，是一所让人压力很大的精英学校。我在这所学校里变得很叛逆，开始“欺负”老师，取笑他们的名字和发型，搞得有个老师一直想让学校开除我。

与此同时，我还花很多时间写信。如果你认为某个学姐很酷，你就给她写信，让她当你的“天使”。一上课我就拿出各种颜色的笔和贴纸，给很多很多人写信。虽然学习和考试很重要，但我都不太记得了。回看的话，那段时光是很美好的。

单读那些你在电影里展现的叛逆行为，有的是你自己真的做过的吗？

陈思攸有，我曾经像电影里的女孩们一样，和朋友们一起上演了一出校园剧。

有一天天很热，我的三个朋友买了米粉去图书馆吃，因为那里有空调。副校长发现了，命令她们为全校演一个校园剧，主旨是“不能在图书馆吃东西”。回到班上，朋友们告诉我说：“天哪，我们得排这个戏！”我说：“那我们把它弄成一出讽刺剧。”

于是我们一起写了剧本，又找来十二个同学加入，事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有趣。我在剧里演的就是那位副校长，我借来了一件像她常穿的绿色西装，模仿她模仿得特别像，表演时全校的人都在笑，在为我们欢呼。副校长惩罚我的朋友们排戏，本来是为了羞辱他们，但我们成功地把耻辱还了回去。

单读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教育系统是有问题的？大资本

陈思攸当我身在其中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有问题的。大家都是这样，你也必须照着做。对当时的我来说，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游戏，你需要得到一定的分数，只是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我上学的时候对一些科目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吸引人。有一门学科叫“社会学”，相当于是历史课，讲的是新加坡的历史——但那是某一种版本的新加坡历史。那时我还没能用“政治宣传”这样的词去形容它，但我能感觉到，那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强加给我们的历史。你学它，考它，就意味着你接受了一种测试，看你能多流利地重复国家给你的叙事。

文学却恰恰相反，当我阅读世界各地的诗歌和小说时，我不是在背诵，而是在探索和观察词语如何组合，它又意味着什么。那样的学习更吸引我。

单读这很有趣，从“社会学”和文学的对比里，你开始反思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可以再讲讲这个过程吗？

陈思攸在学校里，这种感受是很明显的。我们必须上特定的课程，比如“好公民”课——每个学生都得修这门课。整门课的核心，就是通过国家叙事来塑造学生的观念。

我想，可能因为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建国至今也就六十年左右，学校喜欢强调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种族平等、多种族融合的基础上的。在“好公民”课程里，总会出现这样的故事：不同种族的人全是朋友，相处融洽。这种理念本身是好的，但现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社会中，不同族群之间依然存在着清晰的界限。

还有许多类似的说法，比如：“新加坡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土很小。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否则就会灭亡。”

国家叙事贯穿在各种象征和节日中。除去那些关于“鱼尾狮”的宣传，学校每年还会举办“全面防卫日”活动，那一天，军方人员会到学校来演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对世界有所防备。”“国庆日”时，我们会唱歌，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些歌曲！它们全是为了表达“我爱新加坡”，旋律朗朗上口，非常好记。

一年之中会有许多这样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要么表达对国家的爱，要么相互提醒：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全，所以必须认同自己的新加坡身份，团结对外。

单读所以你认为，国家叙事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例子吗？

陈思攸是这样的。在个人生活里，尤其作为一名成年女性，我感受到了许多压力。我记得有一支在电影放映前播放的广告是这么说的：“今天是国庆日，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吧！”

从很小的时候起，你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你们，我们的公民。”这意味着你要好好学习，做一份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推行过一项叫“两个就好”的生育政策；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又推出了好多荒谬的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的女性多生小孩，教育低学历的女性少生小孩。

这些政策是歧视性的。如果你不符合这种国家叙事——比如你是单身，或者不是异性恋，又或者没有按照“家庭”的标准生活——那你在申请政府组屋时就会更困难。所以，国家叙事不仅渗透在生活的小事里，也被政策和机构所强化。

主角徐心宇在教室里“射击” © AKANGA FILM ASIA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知是假的的东西？”

单读我能理解，当你作为成年人听闻这些政策，会对国家叙事保持警惕。但当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开始怀疑这些说法？你的朋友们也认为这些都是假的吗？

陈思攸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那些东西是“假的”，更多是觉得这一套说法很“滑稽”。因为学校成天用这套说法轰炸你，反而让它变得蹩脚，变得不优雅了。就像有人每天喂你吃一样的食物，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恶心。我们就不能吃点别的吗？

在那个年纪，我也开始接触不一样的音乐，意识到它们听起来不像在学校里唱的歌那么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然后我发现，原来外面还有一整个世界！那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种“食物”。在中学时代的朋友圈里，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个像电影里的索菲娅那样的人，她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她会从海外带回来巧克力，给我们介绍新加坡之外的音乐和书。

再后来，我去了一个英式的基督教高中，那里几乎全是有钱人的小孩，政府官员的孩子、商人的孩子、通过裙带关系进来的孩子……在那里我更意识到，虽然人们总说社会是优绩主义的——你考到好成绩，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回报——但这个社会并不是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

我开始质疑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的性取向。我开始问自己，所谓异性恋关系，究竟“真实”在哪里？对我来说，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真实的，但却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为什么这种关系会被瞧不起，会被认为是恶心的？

单读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是徐心宇和瓦妮莎两个女孩在房间里很亲密地玩耍。当我走出电影院，一个朋友对我说：“这是一部很棒的酷儿电影。”但我惊讶于他很快地选择了“酷儿”这个词，我说：“很多女性小时候都和朋友很亲密，也许还亲吻过其他女生。”

当你设计这个场景时，你是想让徐心宇和瓦妮莎拓宽友谊的边界，还是挑战它呢？

陈思攸其实，你和朋友的对话正反映出了我想要描绘的那种平衡。

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总是陷入一种超越了友谊的关系里，但我没有任何词语能形容它。那是一种青春期的“迷恋”，但对象是你的同性朋友。我想这是很常见的，至少在女子学校里。只是大家从来不会明说。

这种关系当然是有“酷儿性”的，因为它是流动中且未成形的。但我不想再去定义它怎么“酷儿”了，因为对新加坡的青少年来说，真实情况是这太令人困惑了。

比如说，我想和某个朋友变得非常亲密，但不想和其他朋友这么亲密。为什么会这样？她是在回应我吗？我该怎么做呢？……我想捕捉的，就是那种笨拙、混乱，却又像一团烧得极亮的火的感觉。

单读在电影里，当徐心宇和瓦妮莎担心她们亲密玩耍的视频被老师发现了时，她们肯定感受到了关系将被定义的恐惧。在新加坡，人们对同性关系普遍是什么态度？

陈思攸你说得很准确，一开始她们的关系是纯洁的，但这种纯洁后来被大人的在场刺穿了。正是恐惧让她们远离了那份情感。

在新加坡，至少在我成长的年代，发展同性关系确实很困难。但有趣的是，女子学校有一些独特之处。因为全是女孩嘛，大家嘴上会说“那是我的暗恋对象”“那个学姐是我的”之类的话，总是在迷恋某位同学或前辈，还会为了看她一眼突然跑到教室外面。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人，甚至同时有五个喜欢的人！而这是完全正常的。

但一旦事情变严肃了——比如你真的和谁出去约会了，有人看到你们牵手了——你就会受到歧视。你会被送到辅导员那里大资本，你的手机短信会被查看，你可能会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女子学校里的奇怪现象：暗恋是正常的，但绝不能跨过那条线。一旦跨过那条线，每个人都会劝你，“你不能这样”“这不是真的”“你应该和男生在一起”，等等。

直到三年前，一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同性行为的歧视性法条才被废除。我认为政府废除它的唯一原因是新加坡正在失去投资。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国际企业可能会说：我们想把总部设在新加坡，但你们有这条法律，而我们的员工里有酷儿。所以这些变化其实来自企业受到的压力。新加坡本身不是很在乎酷儿群体，人们拿酷儿开玩笑是很常见的。

单读所以在你从初中到高中的成长过程中，你一直在质疑你必须学习的东西的真实性，因为你读的文学、听的音乐和与女性的关系，反而感觉是更真实的。

在《核》这部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考试的场景，考的是女孩们对新加坡历史的理解。当被要求陈述鱼尾狮的历史时，徐心宇质问考官，“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知是假的的东西？”

你是怎么设计这个场景的？让一个女孩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台词，会不会太像“宣言”了？

陈思攸在剧本里，这一段其实非常短。因为我有一点拍纪录片的背景，所以我用纪录片风格导演了这一幕。

它在视觉上很简单：徐心宇对着考官说话，而我们从考官的视角去看她。你可能站在考官这一边，成为压迫这些女孩们的同谋；你也可能看着她就像看着一面镜子，因为她说出了你想说的话。

在抵达这一幕前，电影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那么具象，更多关于情绪和感受以及主角在其中游走的过程。我认为在某个阶段，电影需要更落地一点，“锚”住电影的结尾。当然我也犹豫过，这一幕会不会太过了？会不会像你所说的“宣言”？

但我觉得，这一幕里也有某些非常具有对抗性的东西。毕竟，我们不常看到年轻的亚洲女孩坦率、直接地对着你说话。因为我们对十几岁的亚洲女孩的印象，一般都是顺从的。谁会花时间听她们说话？我想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不会。所以我希望她们能以一种直面观众的形式出现，几乎像是在质问你。

单读这让我想到，从短片到你的第一部长片《核》，你的主角几乎都是年轻女孩。为什么你认为她们的视角这么重要？

陈思攸作为一个导演，我不会说我还很年轻，我三十多岁了，但我觉得我目前的成熟度，只够让我回望我的这一段人生。

而且我认为青春里有一种非常生猛的东西。在你进入社会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之前，你有更多好奇心，更少男女之分，更简单的情感。

在新加坡，长大成人的过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杀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担在社会中的新角色。比如，你会成为公司的好职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台机器……所以在这种死亡发生之前的时光，反而更有意思。

单读回到那一幕，你让徐心宇问出了那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知是假的的东西？”这个问题是在特指新加坡的教育系统，还是在谈一种普遍的被操控的经验？

陈思攸一方面，这是徐心宇在质疑她所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也是在说一种世界性的系统。

世界上掌权的人当然希望老百姓乖乖做事，不要反抗。新加坡是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富裕、安全，到处是大企业。而新加坡的教育仍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劳动者，教我去无尽地追求资本上的增值。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我心里面要死掉，才可以活下去。

如果每个人都在工作，不带感情地、像机器人一样工作，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真实”可言？你的银行里有了钱，你可以拿它买东西，但这就是真实的了吗？谁决定了这些东西的价值？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探索的人的情感、友谊和亲密关系，这些才是真实的。你和人产生的纽带是真实的，你为之感到挣扎、努力用词去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即使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比如想象，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真实的。

所以徐心宇的问题也是为了引出这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真实的？

我认为每个人的现实都是主观现实。我觉得，拒绝被灌输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在心里去寻找自己感受到的真相，去寻找一种诚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去真正地把友谊、爱、欲望、亲密这些东西当成真实的存在。

瓦妮莎、索菲娅、吉娜和徐心宇 © AKANGA FILM ASIA

一部只有“存在主义暴力”的黑帮电影

单读就像你说的，新加坡如今是一个干净安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你是怎么想到让电影里的女孩们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组成“黑帮”的？对于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黑帮”，你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陈思攸当然了，我是个电影导演，不是历史学者。我是先想拍一部关于四个女孩组成黑帮的电影，才去研究“黑帮”这个概念的。但如果我有无尽的时间，我真的想去读遍每一本关于黑帮的书。

我是从中国黑帮的起源开始研究的。当了解到清代的“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时，我大开眼界——黑帮的文化起源之一居然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带有反政府性质的组织，而且它不是特别暴力。

后来在历史发展中，有些想改变社会、想推动事情的人，就会去利用帮会的力量，把一大群人组织起来。我读到孙中山当时如何走遍世界，从香港、台湾，去到美国甚至来到新加坡，利用天地会的延伸“洪门”的网络，从海外华人群体中为革命筹款。

我当时觉得：哇，我不知道黑帮的起源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最开始并不是我熟悉的流行文化里那些骑着摩托车的家伙。

单读你为什么会对黑帮产生兴趣呢？

陈思攸我很清楚，我对黑帮的兴趣不在于暴力和犯罪，我不想让故事里的四个女孩去偷东西、卖毒品。因为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历史上的这些帮会从来不允许女性参与。

我意识到，我对黑帮的兴趣在于它的反抗精神。其实新加坡的帮会也曾是政治性的，它们一度扮演了工会的角色，参与了反对殖民者的活动，争取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好的生活。而掌权者最害怕的，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己组织起来。我觉得学生运动里那种“激进分子”的气质，和“帮派”有点相似。

另一方面，我也对黑帮的仪式性和性别传统感兴趣。进入黑帮需要丢掉自己原本的身份，黑帮里还总有这样的神话：“我可以为你去死，我可以为我的兄弟们去死。”我十几岁的时候，绝对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也可以为了某个人去死。这简直太浪漫了。还记得中学的时候，那个想把我开除的老师总是把我和朋友们叫做“武林高手”。“武林高手”的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开始在一个全是女生的环境里，重新想象“兄弟情谊”的神话。

最终，我关心的也许还是女性如何对自己的人生有自主权，如何在学校与家庭这些既有机构之外回答“我是谁”。

单读你在电影里描绘的女孩们的“黑帮”，其实是非常纯真，甚至具有角色扮演性质的。同时电影里也出现了真正的男性的黑帮，那是索菲娅家的司机曾经参与的帮派，但你也着重于展现他们之间的友谊。

这是一种很新鲜的黑帮形象。为什么会这么拍？

陈思攸你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黑帮的黑帮电影。我不想拍角色施暴，因为现实里已经有太多暴力了，为什么我们在电影里还要复制更多暴力？

我想我更愿意去探索体制性的暴力——那些把你的个体性剥夺掉的系统性的暴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主义暴力”。我认为友谊是可以对抗这种存在主义暴力带来的失落感的。

单读我想这也与你愿意在电影里采用多少现实主义叙事有关。你留下了许多灰色地带：虽然女孩们是叛逆的，但她们依然是好学生，没有像我们熟悉的那些青春电影一样辍学、偷窃，或者陷入社会性的贫穷和暴力。

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是富有想象力的，还有很多对身体和感受的书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你不想去拍那些更黑暗、更沉重的故事？

陈思攸是的，这是一个决定。

我首先得忠实于我自己的真实经验，以及电影里这所学校的真实环境。在精英学校里，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大概就像电影里那样。大家内心深处都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机会进到这个好学校，可千万不能搞砸了。

这也涉及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之间的差异，而精英学校本身就是现代新加坡的缩影。当我回到新加坡去研究它的黑帮历史，有人跟我说，“你去那栋楼，去那个撞球厅”，于是我去了——结果什么黑帮的痕迹都没有。

在现在的新加坡，一个人怎么也当不了黑帮了，就像电影的女孩们想成为黑帮，但其实只是保留了黑帮的反叛性。最终，这还是一部新加坡的黑帮电影，不是《上帝之城》那样的巴西黑帮片，或者英国那些聚焦街头帮派的电影。

一种“左翼电影”与它所在的环境

单读去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单读采访了，那也是一部激进的、有批判性的电影，我也很喜欢。之后我听到了一些讨论，说新一代的“左翼电影”变得更精英，更注重美学了。这符合你的观察吗？这是不是与现在电影观众的精英化和圈层化也有关？

陈思攸是的，我想这和“谁还在去电影院”这个问题有关。是影迷们还在看电影。

我当然希望我的电影能走向大众，但好像来看它们的人并不多。即使是我的姐妹们，我那些不是影迷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些电影太慢了，“无事发生”。对我来说，在情感上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怎么办呢？

我可以去写一些更刺激、更有料的故事，但我也想忠于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电影创作者的信念。或许这让我成了一个待在左翼的、进步派的“泡泡”里的人——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的朋友们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我读的是都是所谓的进步书籍，我只能被这些东西吸引。

当然，我也努力地去看福布斯新闻（Fox News，美国一家偏保守的电视新闻频道），试着了解那边发生了什么。好奇怪，世界如此分裂，我们都要去看不同的新闻网站。

其实我们都是人类，都享受好天气、好食物，都有长大成人的过程，都有和朋友一起做傻事的记忆。我一直很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能捕捉到人类经验的呼吸。作为导演，我也努力去呈现这样的呼吸，并希望这些具体的经验是能够超越隔阂的——这又是非常理想化的了（笑）。

单读有一幕，徐心宇发表了一番听起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演讲：“班长就是老师的奴隶！”你提到的这些学校里的条条框框，背后不仅有成为资本主义劳动者的要求，也有儒家思想的根源？在电影里，你是怎么呈现这两种思想的纠缠的？

陈思攸新加坡社会的有趣之处是，它既是高度资本主义的，又因为根植于儒家传统而非常保守。我觉得儒家思想和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它们有相同的欲望，要把你放进一个固定的角色里。

话说回来，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我知道该怎么管理一个社会吗？我不想说资本主义完全是不好的。因为即便在我长大的时候，有时家里都没有热水，而现在我们有干净的水，有食物，有住所，有良好的教育，这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社会。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我的责任是去消化我的经验并提出问题，去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直接说，“这已经糟透了”。

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像是某种社会实验的产物。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新加坡还很年轻，所以那些领导人还在不断地试验。一会儿是两孩政策，一会儿又要求我们生育更多小孩；以前是这种考试制度，现在又换成那种。从领导者的视角来看，也许是像这样的：“嗯，这里再加入一点儒家思想。”“多给一点自由试试？”“现在我们要变得特别资本主义了！”

对我来说，我最想批判的是相伴而生的权力结构和对人的控制。为什么必须这样严密地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让我们更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经济不会变得更好？我最不认同的是这种不经思考的对年轻人的管控，甚至还用的是欺骗的手段。

单读我很好奇，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学电影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陈思攸即使是在 2025 年，还有很多人觉得，只有当你是个蠢人时，你才会去学艺术或者人文学科。即使是现在，我妈妈还是会说，“你该去读法学院的。”

编辑：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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