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隆咨询关锦鹏监制，三级片分级，这部聚焦残障群体性自主权的话题之作即将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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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像我这样的爱情》本月在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女性赋权」单元进行了世界首映，本片目前已定档2025年11月27日香港地区上映。

曾执导《以青春的名义》的谭惠贞带来这部聚焦残疾人士的性权益与情感需求的新作，廖子妤饰脑性麻痹患者阿妹、陈家乐饰义工Ken，刘雅瑟、刘俊谦等联合出演。关锦鹏、管东铫两位香港电影资深创作者为影片保驾护航，担任监制。

影片通过多线叙事探讨爱情、道德与社会偏见。故事围绕阿妹在母亲强制安排子宫切除手术前，结识提供性服务的义工组织，并与Ken产生复杂情感纠葛展开。主演廖子妤与陈家乐因出色表演被看好角逐金像奖影帝影后。

影片罕见地将残疾群体性自主权搬上银幕，直面社会禁忌。导演谭惠贞通过细腻的叙事，将个体挣扎与宏观伦理议题结合，例如阿妹对身体的自主权与母亲“保护式剥夺”的冲突，引发对“爱与控制”的反思。

主演廖子妤通过素颜、近视镜造型和电动轮椅使用，精准呈现脑性麻痹患者的身体状态与心理复杂性。她形容角色“对爱的渴望比任何人都强烈”。主演陈家乐也突破以往形象，全裸出演激情戏份，仅以布遮体。他坦言这是职业生涯最大挑战，需在“道德义工”与“情感越界”间平衡表演。

影片在香港地区被评为“三级片”，但导演强调其非猎奇，而是服务于角色情感发展。谭惠贞耗时三年调研残疾群体真实案例，剧本曾因题材敏感多次修改。拍摄中廖子妤因轮椅失控险翻车，仍坚持完成表演。

影片被视作香港文艺片的“类型突破”，融合社会议题与爱情元素，香港亚洲电影节首映后，业内赞誉其“用商业片外壳包裹作者表达”。

《像我这样的爱情》代表了近年香港电影对边缘群体叙事与女性视角的深耕，与《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等片共同构成社会写实浪潮。监制关锦鹏的参与，更延续了香港电影对情感与身份议题的探索传统。导筒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现场带来《像我这样的爱情》导演谭惠贞专访。

谭惠贞（Wai-ching Tam），1984年9月1日出生于香港，处女座，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电影艺术系，获学士学位一级荣誉。早期以笔名“蓝天”出版多部小说，后转型为编剧、导演。

2005-2010年出版《我跟寂寞恋爱》《黑夜中的挑灯者》等小说，奠定叙事功底。 2010年执导首部短片《私恋失调》，成为香港国际聋人电影节开幕影片；2012年凭借《野犬与猫咪》获鲜浪潮国际短片比赛最佳创意奖。

2013年起参与《扫毒》《危城》《湄公河行动》等动作片编剧，获第34届百花奖最佳编剧提名。

2018年推出首部长片《以青春的名义》，入选香港亚洲电影节开幕影片；2025年执导《像我这样的爱情》，探讨残疾群体性权益。

专访正文

导筒：本片关注的是身障者的生活，更具体地说，是一位身障者年轻女性的爱情。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选择这样的题材？

谭惠贞：我其实不喜欢社会议题。不喜欢的原因不是它不好，而是现在各国各地都拍过很多了，香港也拍过很多了。拍过很多，你要找到新的切入点就不容易，所以我刚开始接触到身障者的性权益和性服务相关内容的时候，其实是很抗拒去做这个题材的。但后来，我见到一位曾经在台湾做过手天使的性义工富隆咨询，ta给我讲了几个故事，我非常非常感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况，反正我们整个亚洲地区，包括香港，对性还是比较忌讳的，性是难以启齿的话题。很多身障者到了三四十岁，都没谈过恋爱。那位义工跟我聊过的一个经历是，ta在帮一位身障者洗澡的时候，身障者问ta，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的阴道在哪里。她连自己身体的生理结构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从那时候开始，我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就决定要写剧本，想做这部电影。但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拍一部别人没有拍过的才行。因为有很多类似题材的电影了，日本有过《37秒》，韩国也有过李沧东的《绿洲》，中国大陆也有过《小小的我》，我怎样才能够跟这些电影不一样呢。如果观众想看类似题材，看这些电影就行了，不需要看我这个片子了对吧。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很久，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什么切入点，或者要怎么拍。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回到最原始、最基本的，拍一部爱情片就好了。

导筒：您在决定拍这部电影之后，是否继续了解更多的身障者的经历。

谭惠贞：我反而不想看太多，我怕受到影响。我的创作就集中在爱情，集中在这个女孩的爱情上面，这个没有经历过爱情、没有尝过爱情美好的女孩，怎么去追求她的爱。但我后来陆续有见一些身障者，为了介绍给演员，让她作为参考。关于身障者的日常，他们怎么上厕所啊，怎么吃东西呀，怎么上床睡觉啊，我要求廖子妤拍视频，拿回去自己看。所以我确实见了很多身障者。我发现他们其实没把自己当成身障者，或者把自己当成跟大家不一样的人，他们只不过双腿是轮椅，此外跟我们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的电影里面塑造的女主角，她也没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多大的问题，而是像普通女孩一样，认识这个男生、喜欢他，喜欢上了就追了。她也没有任何的顾忌，都没有想过什么他的身份是义工啊，什么不合规矩啊之类的，她什么都没有想。她就是喜欢上了就追了。

导筒：这部电影是简单纯粹的爱情故事，只是主角的身份有些特殊。女主角阿妹大胆追爱，那么请问您如何界定男主角阿健对阿妹的情感？是爱情吗？

谭惠贞：我觉得很多时候，手天使或者其他性义工组织志愿者的感受……或者我们具体说阿健有没有爱阿妹，这一切都要交给观众解读，我不能够强加更多信息、强加我的想法给观众。观众可以觉得他有爱她，但是他不敢爱；也可以认为他根本没爱过她，只是像他说的那样都是服务而已；或者认为他纯粹是因为姐姐的原因，不敢去承担爱的责任——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一切都交给观众。观众可以认为阿健完全没有对阿妹有任何的感觉，我不会做任何的反对或者矫正，我觉得这就是观众在电影里面感受的，挺好的。

导筒：电影的开始是女主角在自慰，这一过程中女主作为身障者的特征并不是很明显，几乎看不出她和普通人的区别。请问这是导演有意的处理吗。

谭惠贞：身体上细节的演绎还是能看得出来她是身障者。其实所有的脑麻患者，他们有时候的一些动作和表情都是很正常的。而且阿妹的角色设定，她的情况也不是很严重。我收集资料的时候，有义工跟我说过，女性脑麻患者在性高潮的时候其实身体是很软的。阿健在触碰阿妹的手的时候，发现她的身体变得很软，就是因为她经历了那场性高潮之后，她的身体是完全释放的。所以这是女性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导筒：那么在整部电影的表演的过程当中，您对演员的表演有没有具体的控制，比如要求演员在什么情节更夸张，什么情节要更像普通人。

谭惠贞：我不知道其他导演是怎么导戏的，但我导戏是不会要求演员你要这里做多一点，那里做少一点，我只看他有没有出戏。如果演员没有在角色里面，你是看得到的。你在现场跟演员的距离很远，完全能从整体上看得出这个演员有没有出戏。一旦演员多想，去想怎么演的时候，他就有问题了，就出戏了。你只能说，“再来一条”，而不能够明确要求演员这里用左手，或者这里用右手不行。你只能给他讲，作为这个人物，在这场戏要解决什么的问题，你进来这个房间是为了什么。演员想的是这些事情，而不是想怎么我才能让拍出来好看，怎么走路好看，怎样演才能让人感动——这些都不行的，表演的时候不刻意思考的。所以我也不能要求演员你不能够这样不能够这样，我只能够要求，再来一条，你想一下这场戏里面要做什么。所以我没有要求演员特地去怎样做，只要沉浸在角色里面就对了。

导筒：关于女主角和男主角的职业设定。女主角不能算有“职业”，但是她可以通过绘画谋生；而男主角是在厨房工作，如同他与女主角初见所说“我穿白衣服上班”。请问这些设置是有浪漫与现实、彩色和单色等等的对照的想法吗？

谭惠贞：画画对阿妹来说不是工作，她只是把画画作为业余兴趣，也会把画卖到画廊，或者放到网上去卖，然后有人喜欢就会去买。而且香港对身障者的福利措施还是挺好的。有福利制度，每个月有保障金，所以她生活上不成问题。至于职业设定和对比，我好像没有太大想法。当时写剧本的时候可能有，但现在忘记了。当然，我确实有想让阿妹色彩缤纷一些。

导筒：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很有趣。阿健醉酒的夜晚，在街头坐着睡觉，然后阿妹突然出现了。女主角突然出现的设计有什么深意吗。

谭惠贞：我在剧本里面的写法，其实阿健在喝酒的时候有看到阿妹，但是张叔平故意剪掉了。我有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之前已经知道她在那里了。阿妹的上一场戏是，她和买家交易完画后，在路对面看到阿健，特写说明她看到他了，她开始跟踪他。她知道，如果我不跟上他，之后就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所以到阿健喝酒的这一场戏，观众已经知道阿妹一定要见到阿健了，观众也会在期待。第二点是，如果你后面再多给镜头，她如何跟踪他、如何等待他，反而没有惊喜了。当观众看到阿健醉倒在大排档后面睡着的时候，已经能猜到阿妹会突然出现了，前面就不必交待。

还有后面一场戏，阿妹在汽车维修厂里面又遇到阿健的时候……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总会突然遇到一些你不想见的人，或者你一直想念却见不到的人。比如你已经很久没见过前任，你不想再见他，但是往往就会在街上见到前任。再比如我明明不想看到我老公出轨，但是我在街上就能撞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巧呢？没有为什么，我们人生就是总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会这么巧。还有后面阿健的戏，他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产生莫名的预感，姐姐要自杀了，就疯狂地跑回去了，事情也确实发生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往往就会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明明不想遇到不想看到的，但是偏偏就是遇到他了。

生活是这样，爱情就也是这样。这个女人为什么冥冥中嫁给了那个男人，总是有一点原因的，爱情不可能跟缘分完全没关系的，所以我的这部爱情片也是这样。还有一场戏，阿妹跟朋友庆祝生日，明明刚刚还在对朋友说，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我已经没事了，我已经忘记他了。结果很快又遇到阿健。哎，你为什么又在我的生活出现了呢，我明明跟朋友说我都忘记你了，然后转头又遇到你，我的妈呀。人生就是这样啦。

导筒：谈谈电影之中对亲情的表现。阿妹的妈妈对她的控制非常微妙，有的时候会很严格，比如收拾房间时看到她画了不该画的东西，会直接把画扔掉；但有时又好像很宽松，为她买了新手机，却在她夜不归宿时依然不打电话催促。

谭惠贞：妈妈把她的画扔掉了，但并不敢跟她正面冲突。妈妈给她一部新手机，这肯定也不是多余的戏。其实我们都能猜到，是要追踪她，这就是新手机的功能。妈妈不打电话是因为，她知道打了阿妹也不会听的。阿妹也不想跟妈妈正面冲突的，比如她找唇膏找了很久找不到，她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知道那幅画被扔了，但都不敢直接问妈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还有阿妹关于手术的态度也是一样，她不会直接向妈妈表达，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东亚家庭往往就是会这样。

导筒：谈谈结局的设计。选择这样的结局，最想表达的是什么？阿健的退却代表鸿沟无法逾越吗。

谭惠贞：结局之中所谓阿健的说法，并不是阿健亲口说的，而是阿妹听警察转述的。其他的理解就留给观众了。我觉得每个人在爱情的决裂的时刻，一定有过埋怨有过不甘，会有各种情绪。我和男朋友分手，或者我和爱人分开，我被爱人抛弃，或者我抛弃我的爱人，等等等等，我们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什么情绪都会有。所以接下来是女主的戏，她听到内心的种种声音，所以那个镜头一定聚焦在她的眼睛里，要看到她的复杂，什么都在里面了，爱和恨都有。然后结局，阿健离开，她也离开了，我觉得想表达的就是life must go on吧。但是我不会限制观众怎么去具体理解这个go on，我觉得把导演的想法强加给观众是不对的。女主角可以觉得你不选我没关系，我去找别人就好了，也可以觉得事情还没搞清楚，一定要再问明白或者把他追回来，都是可以的，我个人不会去做任何的约束。我们女生就是有自主的权力，这也是我的电影的主题。我希望她有选择人生和爱情的权力，故事中的女主角也可以有她自己的人生，就让她自己去选。